处事哲学，阮籍的处世哲学

1，阮籍的处世哲学

阮籍，出生于汉建安十五年（210），三岁丧父，由母亲把他抚养长大。父亲死后，家境清苦，阮籍勤学，天赋秉异，八岁就能写文章。少年时期，阮籍非常好学，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，同时也表现为羡慕名利富贵，以道德高尚、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的志趣。阮籍性格孤僻，轻荡，大约在十六七岁时，有一次随其叔父阮熙到东郡，充州刺史王昶与他相见时，他“终日不开一言”，王昶“自以为不能测”。阮籍在政治上有济世之志，曾登广武城，观楚、汉古战场，慨叹“时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！” “籍才藻艳逸，而倜傥放荡，行己寡欲，以庄周为模则。官至步兵校尉。” “籍旷达不羁，不拘礼俗。性至孝，居丧虽不率常检，而毁几至灭性。后为尚书郎、曹爽参军，以疾归田里。岁余，爽诛，太傅及大将军乃以为从事中郎。后朝论以其名高，欲显崇之。籍以世多故，禄仕而已。问步兵校尉缺，厨多美酒，营人善酿酒，求为校尉，遂纵酒昏酣，遗落世事。籍口不论人过，而自然高迈，故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深所仇疾。大将军司马文王常保持之，卒以寿终。” “（司马文王）曰：天下之至慎，其惟阮嗣宗乎！吾每与之言，言及玄远，而未曾评论时事，臧否人物，真可谓至慎矣。” 阮籍虽不像嵇康那样始终不在司马氏政权里任职，但阮籍的做官，只是虚与委蛇，所为不过“禄仕”而已。其所秉持的处事之道依然是老庄哲学。因此，改朝换代并没有改变他的性格，他依旧保持放荡不羁的行为和心性。阮籍虽放荡不羁，但不谈论时事，不臧否人物，被司马昭称为“天下之至慎”，用此以免杀身之祸。阮籍的处世哲学是典型的积极的消极主义。他看不惯西晋司马氏政权，但又无法摆脱司马氏执政的现实，并且出于生存的需要，他必须获取一份俸禄以便养活自己。所以，当司马文王力邀他出来做官的情况下，他没有像嵇康一样拒绝而引来杀身之祸，而是要求任一个闲职，远离权力斗争中心，远离是非中心。这样的好处就是，一方面，西晋政权认为名声在外的阮籍至少名义上不再反对它，并且属于西晋政权圈子里的人物；另一方面，阮籍自己借此逃避了杀身之祸。他出任步兵校尉期间，终日饮酒吃肉，呼呼大睡，抱着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的心态，从不参与朝政；虽然司马氏刻意拉拢也不为所动，在得知司马氏有意与他结为亲家的情况下，每日买醉、以昏睡来避谈此事，司马氏也只好不了了之。这种处世哲学后来被后世权贵反复使用，屡试不爽。阮籍在乱世之中安身立命，其消极避世、积极生活的心态还是很管用的。（完）

阮籍的处世哲学

2，孔子的处世哲学

孔子的处世哲学在一部《论语》之中，孔子反复告诫学生，一个君子，不但应有用世之才，在国家政治清明时，才具不被埋没；而且应有自处之道，在国家政治昏暗时，能保持节操且免于被刑罚。因为他深深感到，他和他的弟子们身处乱世，又肩负重任，唯有学会自处，善于自处，才能保全自己，完成使命。在《论语·公冶长篇》第2章记载：“子谓南容，邦有道，不废；邦无道，免于刑戮。以其兄之子妻之。”南容，即南宫适(kuò)，字子容，孔子的学生。意思是孔子有一次评价南容说：“国家在有道的时候，他不会被废弃不用；在国家无道的时候，他也可以免遭刑戮。”于是把兄长孔皮的女儿嫁给了他。说明南宫适很有智慧，很有才具，在太平盛世的时候，国家自然少不了他；在身处混乱时代的时候，依然能够清以自守，免于刑戮，不会招来遭杀身之祸。类似的事，《论语》记载了两次。《论语·先进篇》第5章：“南容三复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”“白圭”引自《诗经·大雅·抑之》诗句：“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。”意思是说白玉上的污点还可以磨掉，我们言论中有毛病就没法挽回了。南容每天反复吟诵《诗经》中“白圭”的诗句，孔子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。这不仅是孔子的择婿观，更是孔子的处世观。“邦有道，不废；邦无道，免于刑戮”，这不仅是孔子对南容的评价，更是孔子的处世原则。《论语》多处记载，孔子反复告诫学生，一个君子，不但应有用世之才，在国家政治清明时，才具不被埋没；而且应有自处之道，在国家政治昏暗时，能保持节操且免于被刑罚。《泰伯篇》第13章：“子曰：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《宪问篇》第1章：“宪问耻。子曰：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 《宪问篇》第4章：“子曰：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孙。”《公冶长篇》第21章“子曰：宁武子，邦有道，则知（智）；邦无道，则愚。其知（智）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”《卫灵公篇》第6章“子曰：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，则仕；邦无道，则可卷而怀之。” 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叮咛弟子们：身处乱世，唯有学会自处，善于自处，才能保全自己，完成使命。 “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”，是孔子对其弟子们总要求。要坚定信仰，勤奋学习，至死坚守我们的道，危险的国家不要进入，动乱的国家不要居住。天下有道时就出来做官，天下无道时宁可隐居起来。怎样才能做到“守死善道”呢？一要笃信，二要好学，三要守死。对于善道，只有笃信，有坚定的信仰，才能坚守、守死；只有好学，勤奋地学习，才能明了、推行；只有守死，把它视为死而后已的重任、终身奋斗的目标，才算是真正做到了笃信好学。孔老夫子有要求，有阐述，有例证，反复阐述他的处世哲学，也就是君子在对待进退去留问题上应有的态度。他认为，君子在国家政治清明时，应出仕为官，多为国家做贡献；在国家政治昏暗时，则应保持距离，不能同流合污。无论是进还是退，是去还是留，遵循的原则只有一个，就是“守死善道”，要坚定不移地守住仁爱之道，这是绝不能突破的道德底线。

孔子的处世哲学

3，道德经曾国藩的处世哲学

二曾国藩的处世哲学曾国藩（1811年11月26日－1872年3月12日），初名子城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宗圣曾子七十世孙。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家、战略家、理学家、文学家、书法家，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。曾国藩出生普通耕读家庭，自幼勤奋好学，6岁入塾读书。8岁能读四书、诵五经，14岁能读《周礼》《史记》《文选》。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中进士，入翰林院，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。累迁内阁学士，礼部侍郎，署兵、工、刑、吏部侍郎。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“曾胡”，与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并称“晚清中兴四大名臣”。官至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，封一等毅勇侯，谥号“文正”，后世称“曾文正”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主要描述了曾国藩的处事哲学——不露锋芒。道是不可名状的，是深渊的、精湛的；它不露锋芒，神光内敛，纯朴如尘。藏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，也是道的精髓的一种体现，藏锋的关键不是藏身而是藏心。曾国藩就是如此，尽管他一直站在第一线，但是始终能把一颗饱经风霜的心置于“安全袋”中，做到藏心即藏身。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开始崭露头角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逐渐成为清朝统治者的肱股之臣。同治三年（1864），曾国藩率领湘军攻破天京，红旗报捷，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，其中就暗含着谦让之意，尤其是在裁撤湘军的问题上，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得更为明显。倘若不裁湘军，恐怕功高震主，最终引火上身。如果裁撤湘军，自己手里没有军队，那么就会任人宰割。就在这时，曾国藩想到了李鸿章的淮军，他认为李鸿章与自己有师徒的情谊，假如能保存淮军，那么自己也就有了靠山。于是，曾国藩叫李鸿章的淮军按兵不动，然后奏请朝廷裁撤湘军。曾国藩攻破天京之后，七月初四日“定议裁撤湘勇”。七月初七，他又上了一本奏折，里面说道：“臣统军太多，即拨裁撤三四万人，以节靡费。”从当时的材料，曾国藩裁撤湘军的理由是湘军已成“强弩之末，锐气全消”，而这完全是个借口，实则为了明哲保身。占领天京后，曾国藩统领的湘军大概有十二万人。不过，左宗棠的湘军进入浙江以后，已呈独立状态，早在攻陷天京之前，江忠义、席保田所属一万人已调至江西，归沈葆桢指挥；鲍超、周宽世所属两万余人到达江西以后，随即也被编入沈葆桢的麾下；余下的只有曾国荃率领的五万湘军，而这些人也正是朝廷最为担心的。于是，曾国藩从自己身边的这五万湘军开始进行裁撤。曾国藩先是留湘军将领张诗日麾下的一万余人驻守江宁，让刘连捷、朱洪章、朱南桂率领一万五千余人抵达皖南地区，裁撤了主攻天京的萧庆衍部（李续宾旧部）近万人和韦俊的两千余人。同治四年（1865）正月，曾国藩又裁撤了八营。五月，曾国藩奉命北上山东围剿捻军，当时只有张诗日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，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七千五百人。之后又陆续裁撤了刘连捷、朱洪章、朱南桂三军。曾国荃在攻陷天京的时候立下大功，因此在湘军中有极大威望。清政府对他也十分忌惮，因此曾国藩无奈之下，在裁撤湘军的时候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，回籍调养。此时，曾国藩能够调动的军队，只剩下张诗日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六千人了。早在裁撤湘军之前，曾国藩就曾写信给李鸿章说：“惟湘勇强弩之末，锐气全消，力不足以制捻，将来戡定两淮，必须贵部淮勇任之。国藩早持此议，幸阁下为证成此言。兵端未息，自须培养朝气，涤除暮气。淮勇气方强盛，必不宜裁，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。” 曾国藩书中的意思很隐晦，只有李鸿章才能明白他的苦衷：朝廷对手握兵权的湘、淮将领怀有猜忌之心，舆论又推波助澜，朝廷欲杀之而后快，如果湘、淮二军一并裁撤，那么日后曾国藩一定任人宰割，如果保留淮军而裁撤湘军，则对清廷可起到极大的牵制作用。李鸿章既窥见了清廷的真正意图，又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，于是决定投双方之所好，坐收渔人之利。李鸿章深知此时军队关乎天下之大计，而淮军的兴衰更是关乎个人的宦海浮沉。因此，李鸿章致函给曾国藩，表示支持裁撤湘军而保留淮军的决策。曾国藩在官场中不露锋芒还表现在他的激流勇退上。曾国藩晚年的时候，心情十分矛盾，他不想做官，但又不能不做。用他的话说，“凡做大官，处安荣之境，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，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。……平世辞荣避位，即为安身良策。乱世辞荣避让，尚非良策也。”其间，李鸿章听说曾国藩打算辞官，写信给他。这件事曾国藩思考良久，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今后不再做官，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，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，维系军心。不居高位，不享大名，这样一来，既可以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，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说自己的闲言碎语；既不至于让皇帝为难，也不至于让自己处于被动的处境之中；既可以保持自己晚节和清誉，有可给自己带来体恤皇上的名声，可谓一箭三雕了。下一篇写——只拣五美分硬币的孩子

道德经曾国藩的处世哲学